1937年7月7日，当时的中国或者说“华夏”正处于一个暂未摆脱积贫积弱的时代。当时的统治全中国的政权是一个刚从革命转向反革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权，虽然仍为“中华民国”之牌匾，但实际的所作所谓已完全背离“民国”二字。

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来讲民国本身的反革命历史的。而是为了纪念“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事变的发生地点在当时的北平（现今“北京市”）近郊宛平城附近。

七七事变的发生的原因

日方在其叙事角度说明是因为在当地进行所谓常规军事演练的时候丢失了一名士兵，想要进城搜查。但在宛平城守卫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方军事力量非但没有撤离反倒是包围了宛平县城。

在近8日凌晨2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

但在7月8日，日军方面集结了大股部队在卢沟桥集结并强硬的要求进城搜查并主动引发了单方面的武装冲突。其在与国民党政权当局的谈判当中甚至麻痹对方，以方便日军部队的快速集结。

事件的性质

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认定为中国全民族抗战与中国正式参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在国际上也是中日双方正式参与国际战争局势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日本方面对中国进行的是切实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不是什么正常的“两个人吵架”那么简单。

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全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所发动的各种程度不一的民主民族罢工罢课运动所进行的广泛宣传，也不会直接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

为什么国民政府是被逼迫抗战的

因为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宣传是为了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战，但实际上当时国民党依旧在处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余波，以防止二次风暴的反扑。并且为了其镇压民主运动和追剿共产党武装的政治利益，在外交领域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

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还密令张学良退守东三省，直接导致了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被日本侵略军近乎毫无成本的占据。

这便是九一八事变，事件发生时间为时值民国20年的1931年9月18日。

随后因这件事情导致张学良在社会舆论层面承担了事件的主体责任影响至今，并被当时国民政府的所谓“剿匪”政策发配到西安设立“剿匪总指挥部”。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联系蒋中正委员长游说其同意联合抗日的主张。

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至陕北根据地后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统一全国各政治派别势力并放下偏见共御外敌的主张。而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蒋介石去往西安巡视“剿匪”成果时联合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后世笑称“睡衣登山大赛”。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极大克制，甚至于为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全民族抗战的积极性，以最大努力劝使张学良等人延缓甚至作出不处置蒋介石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绝对的以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立场为基础。

虽然当时党内有着许多声音要让日军先把国民党反动政权击溃然后仰仗苏联红军的力量直接碾压式的扫荡日军搞不费吹灰之力的快速革命，但很快被党内的另一股思潮盖过去了。

以当时在长征途中重新夺回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同志理论角度讲，党内的这股快速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其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革命遭遇了巨大困难之后选择了放弃最直接的武装革命斗争，反而寄希望于外部且现成的革命力量干预。这站在革命的角度是一种伴随着失败主义情绪的机会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在来自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催生了中日两国基于国家民族利益层面的激烈矛盾，不寻求解决问题反倒激化矛盾问题不是在这种动乱时期的常规解决方案，否则最终会被这种矛盾问题所反噬。

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基于现实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在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历史现实的角度最终中国共产党反而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加入国民政府以寻求政治合作。

而快速革命为反革命的实质根因在于，它是以反对一种反动的形式跳到了另外一个反动的层面，而直接忽视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实际情况的切实需要。甚至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已经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